作者：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姚蕴慧
本文尝试以全球化理论以及第二现代理论探讨当前全球的转变，并描绘出全球竞争风潮中，落入结构性风险困境的个人、家庭与社会。本文发现，圣经在风险社会中不仅可成为心灵的依靠，行为的准则，也是众多问题的答案。
壹
我们生活的地球，居住的社会从「东南亚金融风暴」、「SARS」事件、全球暖化环境变迁、「921」事件、「次贷风暴」、「金融危机」、「八八水灾」到 「H1N1」,近二十年来，不仅是台湾，全世界都进入「灾难社会」。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风险，社会上处处都有危机。为了生存，我们随时都在面对灾难，处理 危机，每天在困境中挣扎。人们似乎再也无法好整以暇的面对与规划人生。灾难今天处理了，明天还是会发生，危机现在躲过了，未来还是会重创你，人的精力都在 「风险」上消耗尽了，该如何走下去？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的风险？到底有哪些风险？会越演越烈吗？未来该如何应对？基督徒在风险社会中，又该如何安身立命呢？
本文首先探讨当前风险社会的面貌，及全球风险的连带，并试图找出倒致风险的原因，而后论证出圣经在风险社会中的价值与阐明当代基督徒的责任。
贰、风险社会的来临
一、 旧风险与新风险
凡人类生存总会遇到各类风险，风险的种类与责任的归属或有不同，但风险与克服风险，则是亘古不变的人类话题。某些现代民主国家已把解决及处理风险问题视为 国家的主要任务。Esping-Andersen指出，自十九世纪工业化以来，国家所面对的社会风险，主要的向度有三，阶级风险(class risks)、生命周期风险 (life -course risks)、与代间风险 (intergenerational risk)[1]。而这些风险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所得不均。政府通常进行所得的重分配的风险管理。
然而随着时代的转变，风险的意涵与内容也产生变化，当代的国家开始要面对新的社会风险。何谓新风险？Esping-Andersen指出，50年代福利国 家的危机内涵是通货膨胀与灾害；60年代则是所得不平均与过度科层。而70-80年代中，停滞通货膨胀、失业、政府超荷(overload)与后物质主义 是主要的危机；到了90年代以后，全球化、失业、不平等与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家庭不稳定的变迁、后福特主义与全球化的效应下，系统改变了，加上原来的干预出现了回馈性的作用，即福利国家或福利制度在解决问题 的同时，引发新的问题[2]。
旧风险和新风险在学者的论述中，有以下的不同[3]：
（一）、在所得与经济安全方面，旧风险是在阶级、年龄、性别等不同人口群间存在着不平等分配关系，如劳工阶级、中高龄者、女性的风险机率较高；在新风险 中，风险机率与阶级间的关系较不显著，如高阶经理人同样易于被裁员，青年、男性的失业率甚至更高。即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分配是跨阶级、跨阶层特性，甚至个人 化的。
（二）、在风险与政策间的关系上，旧风险因扩散及作用的时间较长，其范围有限且集中于特定人口对象，政府往往或可有若干的政策因应与作为；在新风险中，因风险作用的扩散较快及人口对象分歧，政府往往或无法及时采取政策因应。
（三）、在风险源上，旧风险较集中于国内的经济现象，系在政治治权范围所及之内，政府得以藉由政策而为因应；在新风险中，因风险源包括来自国境外的政治经济作用，及进而作用在人口、家庭及文化结构上，往往超过政府治权所及的范围，甚至政府无法采取合宜的政策因应。
（四）、从政策目的上来看，政府对旧风险的政策思维仍是社会改革的、效率的，即追求更多的平等与社会进步；而政府对新风险的政策思维则是避祸的，因着风险避免的集体性合作与干预。
二、风险的种类
（一）、生存风险
最常见的风险是因为资源的匮乏或剥夺，形成难以生存的困境。
无法靠自己生存，可能缘于不同因素。因为个人因素而陷入困境者，常见的如：欠缺知识、技能、工作动机、健康、社会关系、处理金钱的能力，或有不良习惯…. 等。也有因为个人无能力改变的社会因素而陷入困境者，如就业机会缺乏、薪资结构不合理、季节性、结构性失业、世代人口问题、社会制度不健全、景气循环…. 等；还有因为事件因素而陷入生存困境，如：天灾、人祸﹝战争、SARS、疾病、意外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配偶死亡、子女遗弃…等经济失依状况。
以人的特性做分类时，我们发现，老、病、残、妇、孺、长期失业者及弱势民族是最容易陷入生存危机的。
（二）、环境风险
人类居住的空间产生了问题，致使空气、土壤、山川河流、动植物、气候….等均产生变化，而使人生存面临困境。这些困境有可能是各种污染造成，如水污染、空气污染…等，也可能是生态的困境，如物种消失、海平面上升….等。而污染与生态之间，又有极高的相关性。
当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安全，人的生存风险自然提高。
（三）、选择风险
在过去，选择不困难，要选择的事也不多，且有许多权威可供遵循。许多既有的成规和例行方案使人在学习、择偶、择业等重大选项中，得以明确抉择，也不会成为风险。
但如今，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成了抉择，再也没有命定的、确定的先验人性。一切都必须自己定夺，无法依赖，结局风险也必须自己面对。去传统与去制度化，使得个 人不能再倚赖既有的成规和例行公事，反而要有非常奋发而自觉的生活方式。面对选择的压力，成为人的痛苦，一但选择错误，风险也随之来临。
（四）、亲密关系风险
亲密关系是风险中的人们最大的支柱与凭借，尤其是核心家庭中的亲密个体。养儿防老，夫妻相扶，看来如此天经地义，但如今却逐渐消褪。
现代人历经对抗父母、家族、阶级的传统宰制，达成选择对象的自由，也似乎愈来愈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营造亲密关系，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突破，也很少人认为是错误的方向。然而，婚姻和爱情却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问题与不稳定。
很多人习惯归因于个人的人格不健全，感情不成熟，包容力较低，诱惑太多、世风日下等等。其实，困境常来自于个人化的自我实现与与两人世界的亲密关系往往是 互相抵消与辩证的。我们期待有深度自我揭露、可扶持的关系，但执行上却有极大的局限。当亲密关系本身已有极大风险因子，很难成为陷入风险中的人能抓住的浮 木。
参、步入歧途的社会------从追求玛门开始
大家都很努力，社会不是应该越来越进步吗？为何呈现出风险的结局？其实一切困境的源头，就在进步这个字眼。人总是努力的改造社会，有更好的发明，有更多 的资源，过更好的生活。「现代化」、「改革」、「发展」是我们常用的语汇。我们相信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因此我们努力从事科技、产业、各种 建设，却从未想过我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成了我们的问题。
一、主体性的逻辑与价值选择
「人本主义」（humanism）是现代社会重心与价值，前牛津大学副校长Alan Bullock归纳出人本主义的三项特点为：一是既不视人为神的秩序的一部分，也不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是以人为中心，从人的经验出发；二是强调人的尊 严，以此为价值之源；三是重视思想[4]。人本主义心理学提出的人本主义是指肯定人性、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主体性。
人是主体而不是受指控的客体，此一概念颇能激励人心，也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核心主张。然而个人主体性的实践过程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是可能会遇到各 种紧张与内外在冲突的过程。如果以为一旦个人有了主体意识，并坚持实践个人的主体性，个人就能臻于完善，整体社会就能随之进步，恐怕是过于天真的想法。
心理学者弗洛伊德（S.Freud）将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id）、自我（ego）与超我（superego）。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学者如米德（G. H.Mead）等，也将人的自我（self）分成主我（I）、客我（me）两部分。而心理学者E. Ericson 则提出自我统合（ego-identity）概念，暗示人的自我未必都能统合。既然作为主体的个人内涵着冲突，则主体性的实践就可能不是单纯美好的事。多 元的主体可能产生内在冲突，并带来痛苦与迷失。再者，如果主体的本我部分特别发达，则更可能对其他人或物形成侵害。
由于人的主体性方向是多样且多变的，当人尽情发挥主体性，成就其自我实现时，结果未必有利于社会。然而主体性逻辑却在当代社会传输一种最好的道德标准：只 要不侵犯他人合法的自由，人人都可以享有「为所欲为」的权利与自由。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一个宽容、多元思想并存、尊重主体性的社会。然而在此社会中，人无 既定的方向，也难以有坚持道德的勇气，人的罪性也可能毫无节制的放纵出来。金惠敏指出：「自笛卡儿以来以为可以为全人类带来福音的主体性理论今天已经走向 了它的反面：对客体和自然的征服，对外部世界的拓展，在由资本主义而为帝国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演变成为对于弱势民族的奴役和全球化整合。」[5]二十世纪以 来的战争与屠杀，甚至是对大自然的破坏，已反映了近代世界主体性过度膨胀的问题。
所有的行动主体似乎都倾向追求主体的自由。主体可以是国家、民族、阶级、家庭或个人。然而，彼此的自由却可能以其他主体的自由作为牺牲。对主体的尊重如果 不是相互性、平等性的，就很可能导致冲突。而要达到相互性与平等性的尊重，没有高度自律是很难实现的。然而当代社会在自我扩张而缺乏自律的情况下，以然形 成海德格所批判的主体性过度扩张的灾难。
二、现代化的逻辑
为何会有新风险？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6]，来解释这个全球性的风险现象，并与其他社会学家共同提出「第二现代」观点说明西方工业社会剧烈转型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形式。
在Beck的论述中[7]，现代社会本身即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尤其科技的发展与广泛运用，一方面使得人们高度的信赖专家与政府科层(或因高度专业而无 法参与)，但这些专家与政府监督却未必是全能及真的是可信赖的，这样的社会体制则形成所谓的风险社会。进言之，现代社会的风险结构建立在政治经济工具理性 的科技官僚机制上。又在这个机制上，现代国家进行其全能的统治。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种科学技术与代议及科层政治的统治结合，造成现代社会结构的严重 扭曲[8]。
而「全球化」的概念是最常被用来解释社会剧变的结构性因素。贝克指出，「全球性意谓：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世界社会中，而且这表示，对封闭空间的想象已经是 脱离现实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群体可以自我隔绝。」[9]这种强烈的时间意识以及没有封闭空间的地方，意即Beck与Antony Giddens等所主张的「第二现代」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事实，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也冲击了社会的制度、内容和人的生存方式。第二现代的社会里，存在着大量 风险，也有着异乎于前的竞争机会。
1994年，Beck与Scott Lash撰写《反省式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一书，认为现今社会结构与生活模式已由「简单式现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转变成「反省式现代化」, 他们将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称为第一现代，将1960年代西方工业社会剧烈转型后的社会形式称为第二现代。当前人类社会已不是现代主义者主张的，以秩序 / 同一性 / 确定性 / 安定性为本质；也不是如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以失序 / 差异性 / 不确定性 / 不安定性为特色，强调片断与分离。在第二现代社会中，秩序与失序、同一性与差异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安定性与不安定性等种种性质上对立矛盾的要素同时出 现，彼此交错渗透，生活世界的运行持续出现反复性同时又充满偶变性、受到过度决定同时却又低度决定的复杂状态[10]。
Beck在1992年出版了《风险社会：通往另一种现代化之路》（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把人类在工业快速发展下，却一头栽进了风险社会中，做了清楚的描述。「第一现代」或「简单式现代化」下的行为，往往不能明了将导致 的风险后果，工业化和高科技被认为是进步的，但是却充满风险，无法保障安全，人类唯有彻底反省，建构「反省式现代化」，才能自觉地透过机制来评估风险、抑 制风险或防止风险发生。Beck认为，「非知识」且「非预期后果」的「副作用」是第二现代的动力来源。而这些无法得知的「非知识」已造成人类社会巨大的 「非预期后果」与「副作用」，风险即是非知识的代表。人类获得的知识愈多，反而知道属于非知识的事物愈多[11]。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劳动市场、消费文化使「商品化」成为社会的主轴，资本钱财成为计算的单位。竞争成为一种必然，失败恐惧的焦虑感充斥于社会，进入赢者 圈是异常艰困又非走不可的路。财富、权力和声望则是衡量成败的要素。而有了财富就容易得到权力和声望。在一切几乎都能用金钱取得的社会里，人所追求最重要 的价值就是财富，因此以其为标的来规划生命中的各种选择。
同前所述，当代的选择是艰难的，现代化的特色在于从「对人的信任」转而为以专家、知识为主的「对系统的信任」，然而专家知识充满着不稳定与不确定性，人的 生活成了冒险活动，存在的焦虑感犹然而生[12]。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成了抉择，再也没有命定的、确定的先验人性。个人若没有足够的能力做自我反身性 （self-reflection）的选择时，强烈的焦虑与不断跌入困境就成为当代社会成员的写照。
肆、全球风险的连带
一、右翼思想下的社会
在强调自由、进步与主体性的右翼者逻辑中，有些社会上的规则是必需存在的，而且本来就是真理：
1. 竞争必须存在，社会才会进步，社会不平等是必然的，是分工之所需。资源不应该平均分配，那违反正义原则。
2. 社会上永远有竞争失败者，政府不必解决，也解决不了。人应为自己的最大福利负责。无法生存是因为个人不努力而造成，个人自己要负完全责任。为使个人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政府并无责任协助穷人，因为福利让人产生依赖。
3. 贫穷常代代相传，一但深陷贫穷文化（poverty culture）成为低下阶层（underclass），的确难以挣脱，但这是命运。
4. 政府本身是官僚的且无效率、缺弹性、甚且是腐化的，福利常易放难收，还会造成各方面的危机，还是不要轻易开办。
5. 对生存风险与贫穷的救济，让亲友去做，让慈善机构去做。至于社会保险，让市场去做即可。
6. 经济成长是每个社会最应关怀的事，福利会拖累经济，鱼与熊掌，只能放弃。当经济好，自然就有福利了。
7. 如果政府一定要救人，应审慎画订贫穷线，区隔真的值得救的人与不值得救的人（deserving poor & undeserving poor），但各项服务必须是最低标准，不可妨碍工作动机，并避免搭便车（free rider）与福利依赖
崇尚自由经济、市场至上者，几乎皆属右翼，他们对于陷入风险的弱势者，并不想负起任何道德连带责任。如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皆属此种意识型态。拒斥福利、减税、自由竞争、去除管制…是他们的政策取向。
二、 资本主义的全球竞争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新右派的思潮，使得政府解除强加在国家间交流之上的种种限制，从而创造出一个开放的、无国界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环境。劳务、资本、商品及信息能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市场中自由流通、自由竞争。
南北国家间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是造成北方国家中非技术劳工薪资下降与失业的主要原因。后进的新兴工业国家与南方国家透过低工资与较低劳动附加成本所带来的 竞争力，雇主为了响应此压力，或者引进自动化技术，并转型为高生产力，生产具有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或者直接将产业外移至南方国家，充份运用当地廉价劳动力 并取得接近当地市场的优势。此举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分工结构，同时由于非薪资劳动成本在原先国内劳动保障的管制下，薪资无法随着劳动市场需求面的减少而下 降，已开发工业先进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对于低技术或非技术劳工的需求乃大幅缩减，促成了北方国家劳工的失业率提高。也基于同样的原因，而促使技术劳工与非技 术劳工间的所得差距扩大。若再加上技术的因素，则所得级距的差异又更加扩大了。此种极端的竞争市场，将使竞争的优势者将得到逐渐集中而丰厚的资源，与弱势 者间的差距亦将日益加大，在国家逐渐失去保护弱势者的能力与兴趣后，全球化之后的社会，弱势者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国家原本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护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作法包括设定安全标准、规定最低薪资、禁止童工、加强劳工在薪资谈判中的地位、工时的规定等。上述保护 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下更形重要，因为相较于资本而言，劳动的国际移动能力是相当低的。更如同下面分析所显示的，国际贸易整合程度的增加将使劳工阶级内部的 分裂更形严重：技术劳工与非技术劳工、工作于外贸导向部门与内需部门的劳工、在劳动市场内部与外部的劳工。吊诡的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下，国家与劳工在进行 这些劳动市场管制的能力反而更受限制，这构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形式。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下，随着各国间竞争跨国资本的程度增加与劳工受限于移动能力，如果资本家不满原先国内对于劳动市场与福利制度的安排，资本家能用脚投 票，威胁外移「退出」来提高它在形成它所偏好的社会与经济政策上的自主性，而不必仅仅诉诸于「发声」来表达他们的政策偏好。全球化因而透过将原先阶级妥协 下的均衡权力结构由劳工与国家身上转移到资本家身上，进一步弱化了强调社会伙伴与组合主义的制度结构。在上述劳动市场结构变动的趋势下，劳工内部产生了分 化的结果，影响所及是劳工丧失了原先透过组合主义的制度安排与雇主谈判的筹码，也代表了职业福利的消失与就业保障的降低。雇主与受雇者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 变化，担负健康保险、合理薪资、就业机会等等责任，已经由雇主转换到个别劳工或家庭身上。
当原先的福利体系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间无法妥协，且背离与失调状况益形严重后，市场危机与风险大增，贫富差距在跨国与国境之内均逐渐拉大，失业率上升， 贫穷问题深化且变貌，失去节制能力的劳动市场，充斥着长期失业或薪资难以维生的现象。而许多政府却因财源萎缩，社福支出剧增，而拼命寻求闪躲问题的机会。
三、 新贫阶级与社会排除的产生
当全球化带来产业与劳动结构的改变，全球分工、全球竞争，产生大量长期失业与就业不安定者，也产生了家庭与社会连结的裂解，成为「新贫」阶级。
新贫不同于传统的贫穷，因为所冲击的对象并非传统的弱势者，连技术人员与白领阶级均受威胁[13]。新贫的问题较旧贫更为棘手，在政策内涵上亦有极大的差异，已远超于物质缺乏的问题，欧洲国家希望用「社会排除」此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来说明[14]。
社会排除的过程具有多面向的特性，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经济等诸多方面，是一种动态的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被排除的人在经济资源是长期匮乏 者，不但不能享有公民地位所赋予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且导致其社会网络和资源的丧失而陷入边缘的困局。一个社会排除者常代表以下几个面向排除，如：劳动市场 的排除、参与团体及影响决策的排除、人际关系的孤立、空间的排除、文化的排除、制度性排除等[15] 。
社会排除者代表「社会权之拒绝或未实现」，系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下，竞争的加剧所必然带来就业机会的改变与社会保障的不足，而后将一部分人从正常经济社会生活中排除，使其无法分享经济成果。代表公民处于极端弱势，无法保有基本生存与社会权利。可悲的是，被排除者越来越多。
伍、圣经对风险社会的启示
一、人的存在----再谈人本主义与主体性
法国哲学家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指出，有两种不同型态的人本主义，一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一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其中关键的差别是对于人的「超越的人性」的肯 定或否定。以神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不仅肯定人性，更肯定人的超越性，才是完整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则造成人、文化与神的悲剧，最后将沦落为「无人 性的人本主义」。他认为达尔文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已使理性主义对人类理性自主能力的信念受到致命打击；而以人为中心更使人性陷入分裂、对立的困境中。此外， 文化屈服于宰制自然的非人性需要，最后将使人的生活世界受到大自然的反扑[16]。
马里旦的论点似乎没有得到思想界普遍的接纳。但是他所指出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困境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当强调人是目的，且缺少外在的节制力量或神对 人心的升华作用时，人的自私欲望就会成为攫取资源、剥夺他人利益的驱力，形成的一幅悲剧图像。在圣经里，人是放弃其主体性而甘为上帝奴仆的。也正因为所有 人相对于上帝具有同等的非主体位阶与被关爱的处境，所以能强化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基督教强调的博爱精神可以说是普遍主义的最积极面向。此外，神相对于人的 崇高地位则使「普遍主义」的涵盖范围得到极度扩展的可能。
圣经带领门徒进入积极进取、入世、自律与内在统一的精神特质，使得这一群人能处于一种具超越性特质的信仰伦理中。此种超越性的、崇高的神的概念，并不是纯 粹道德主体性论述所能努力衍生。恰恰是神作为另一个更崇高的主体，才能帮助人这个「主体」获得一致性与升华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人是经过了「客体化」的 历程。如黑格尔所说，某种形式的对主体性的限缩，也许是个人主体升华与统一的必要过程[17]。
细看全球风险中的诸多发展，均为人自视为万能的主体后，却又陷入无止境的罪恶与困境。唯有人类降卑自己为客体，抛弃主体性，让超越性的、崇高的神做为主体来主控我们，人才能在律的权威控制下，成为除却罪性并升华的个体。
二、人与钱财
资本主义的右翼思想已经席卷全球， 人人都可以享有「为所欲为」的权利与自由。并且在私有制的结构鼓励下，竞夺财富，贪婪妄为，陷入无尽的痛苦。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而钱财成了人生的目的，甚且由客体成了主体，掌控了人的一切。人应该如何转向呢？
圣经在此提供了现世的人们极大的反省空间，圣经中有关财富的文字极多，可统整为以下几点：
1. 财富是神的恩赐，一如其他的恩赐，人是神所赐财富的管家，一方面不可浪费，一方面要有所增长。人不应为眼前的经济光景忧虑，不论是贫是富，都应带着感谢来看待所拥有的一切。
2. 财富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也不是最可靠的事，所以，不要倚靠无定的、会损害的财富。并应过着简朴生活。人生价值并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寡。生命重于财富、平安的生活重于财富、美名与义行都胜过财富。
3. 追求财富可能带来危害，当财宝在那里，心也在那里。当财富控制了人，其他都进不来了。拥有财富者也容易狂傲而失去智慧，以势利的态度对人，甚且狡诈说谎。人不应为追求财富而伤害自己或他人。
4. 神之所以赐财富给某些人，因为他们是好管家，要借着他们来帮助穷人。因此拥有财富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分享财物给弱势者是人的目的而非施恩，不值得夸口，不帮助穷人则是一种犯罪。我们不仅要帮助弱势者脱离困境，更要协助其生存并得生命。
当人遵从神的话语，就可以从财富中解脱出来，不被财富霸占心思，进而看清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本质。互助共享、服务他人的社会才是良质的社会。基督徒的使命 是带领社会，不再陷入金钱崇拜的陷阱；一方面服务弱势，成为社会疾苦中的拯救中心，一方面要对失落生命价值的众人传扬神的福音。
全球风险越大，冲突越多，基督徒拨乱返正的责任也越大，对落入风险中的个体与群体或社会排除者，更要尽神所赋予的义务，协助其脱困并重返社会。
三、人与人之间
亲密关系的逐渐消褪，人与人间的逐渐疏离冷漠，也不容易付出情感，如何增强信任成为社会中的重要课题。在现存的右翼社会，人是个体存在的，容易走向自私自 利的，大家为了自身利益在全球舞台上竞逐资源。渐渐的，人与人之间常是竞争而非互助，是赢者与输家的关系，与利益取向的结合。这样的关系，从家庭、群体到 社会国家越来越普遍存在，里面充满了计算、利益或仇恨，却很少爱。缺少爱的人与社会，不在乎他人与群体的存在，也对伤害他人没有感觉。关系由远到近一层层 崩解，当连亲密关系都难以信任时，人已到了临界点。
我们必需重新学习人与人的关系，学会爱。圣经在此，再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因为整本圣经的核心要素就是「爱」。圣经中的爱有三个重心，爱的源头来自于神；爱所有的人，包括你的敌人；爱实践于不断的付出与奉献。
1. 爱神与爱人
基督徒的爱神与爱人是一体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得到神的供应，人才有力量爱人，扶持人。圣经中两条最大的诫命是「你要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爱邻舍如同自己。」当我们能爱人，也就成就了爱神。
2. 宽恕的爱
圣经要求门徒要彼此相爱，不只是爱义人，爱亲人，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原谅别人的过犯，便是自己的荣耀」。这就是宽恕的爱。
尊重别人思想和行为上的自由与不同，并在神的分赐性情下作出容忍与接纳。并为他人着想，为他人谋福，追求共同的美善与社会的和谐，在人我之间取得平衡。
3. 奉献的爱
奉献的生活，就是爱的生活。圣经中要求基督徒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因为耶稣为众罪人而钉死十字架上，成为众人的救赎，就是最好的典范。人爱神，也要将自己奉献给神；奉献使人与神能结为一体。
奉献是爱的最表现，全心全意的事奉神、召会与他人，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在奉献中，人是无私的，是与人为善的，是充满爱的，是借着服事人来服事人。当人与神同工奉献，基督的爱就能借着人的服事彰显出来。
在全球文化冲突，族群对峙不断的今日，圣经教导我们要互相尊重、接纳不同，彼此奉献、彼此相爱。让美善流露，让冲突消褪。
四、人与环境
由于资本主义与现代化逻辑的影响，近两百年来，人类不断的发展、开发并利用全地资源（包括土地、植物、动物、矿物…），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全球陷入暖化危机，各地天灾地变频繁，如此情势似乎有如圣经所描述的末日即将来临。
圣经在此又有哪些话语值得我们正视。
1. 大地万物是神所创造并赐予人的产业
从圣经旧约〈创世记〉中来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肯定其所创造是美好的，大地是一切的开始，为人类受造铺路，而后神「按着祂的形像创造人」，设立伊甸园， 使人管理看守，但亚当夏娃犯罪后被赶出伊甸园。神见人尽是以地上的事为念，就用洪水淹没全世界。大洪水之后，神与挪亚立彩虹之约，这是与人、动植物和土地 立约，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而后，神呼召摩西带领长年受逼迫的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很不幸他们在旷野不断悖逆神，经过四十年旷野飘流才进入迦南美 地，说明出埃及就是要进入这地，后来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利未记提到安息年、禧年，不光是要让佃农翻身，且要使土地休养生息再恢复地力。
神说，土地不可买卖，因拥有者是神。禧年也是如此，除为奴的以色列人可以恢复自由身外，还要尊重土地，使地力恢复。当公义如水淘淘而下，土地上就会流出奶 与蜜。土地必会受到祝福，但是，唯有居住在其中的人民是按公义与慈爱（justly and charitably）来生活时，才能得着这个祝福，并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此而得福。
但人若不善管理使地遭破坏，自然界也会因此哀哭。耶利米的信息中即充满旷野、干旱、土地不能生产的恐怖警告。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人和地的关系，神是创造 者，人得权柄管理全地，大地支持人生存，三者互相依靠，互为共生但有秩有序，三者是以神为中心，人在外，最外围是土地。
2. 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破坏了生态
全球环保与生态到如此失控的情况，一方面应归因于人类基于个体主体性，过度发挥神赋予人管理责任角色。认为人可尽量使用自然，随意杀戮动、植物，结果导致 生态失去平衡，灾难频传。一方面仍是前所述之经济发展主义与开发主义，导致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剥削已达到犯滥的程度。这两者的核心都是以人为中心主体的思 想所致，而自然只是成为人所利用的客体而己。我们用商品化的眼光判断自然界甚至人本身，甚至侵犯了那些受压迫者、贫穷者的尊严，全球暖化就是此种罪过的产 物。人类误用且误解上帝造人的意义，并且视人类拥有特权。但是，人类并不是自然系统中唯一存在的物种。一旦生态体系崩解，人类亦无法生存。
3. 人应以公义善尽「好管家」的职责
自然是引领人认识神，「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教人无可推诿」。自然代表着那背后看不见的神，神充满于大地，但不受限于大地。而人类应是具有神的形象，我们有责任以公义善尽「好管家」的职责，去关怀自然界。
我们并不是不需要科学，或是退回原始状态。我们所需要的是以自然为念，对生态系统有益的科技，人类所应扮演的角色是神所委托的看守与管理者，而不是掠夺与 剥削者。透过圣经，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自然与神的关系中，人类不过是与神同工，协助神朝着新天新地前进。共同参与在上帝的创造之中。这才是圣经中以神 为中心的思想，也是以自然为中心的意义。
全球暖化与环境风险问题一再显示出人类、自然与神之间关系的混乱与破坏。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必须重新了解自己的角色，更要了解人本身的有限性，重新建立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接受人类的责任，当好管家的职责，以管理全地。
（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姚蕴慧）
文献参考
Beck, Ulrich, 汪浩译，2003, 《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台北：巨流
Beck, Ulrich, 孙治本译，1990，《全球化危机》，台北：台湾商务
Bullock, Alan，董乐山译，2000,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台北：究竟出版社。
王永慈，2001，〈社会排除：贫穷概念的再诠释〉，《小区发展季刊》，第95期，pp.72-83。
周桂田，1998，〈现代性与风险社会〉，《台湾社会学刊》，21：89-129
金惠敏，2002，〈孔子思想与主体性问题〉，《孔孟学报》，80: 77-97。
姚蕴慧，2005，〈「第二现代」社会观点下的亲密关系〉《通识研究集刊》第8期，,pp.149-170
洪镰德，2000，《人的解放：世纪马克思学说新探》，台北：扬智文化。
陈振昆，2002，〈当代人文主义思想的融会－以唐君毅与马里旦为例〉，《哲学与文化》，29 卷4 期，pp.310-312。
黄世鑫、林志鸿、林昭吟，2003，〈新贫问题与社会福利政策─科学VS.价值&菁英VS.普罗〉，《国家政策季刊》，第二卷四期，pp.83-124。
Esping-Andersen, 1999, Social Foundation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ber , Evelyne and John D Stephens , 2004; Combatting Old and New Social Risk ,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ists Palmer House Hilton March 11-13,
Scott, 2000 ; Taylor-Gooby et al., “Risk of the Welfare State”Britist Journal of Sociology, 50（2）.
Beck, Ulrich. 1999,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ddens ,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Room, G., 1995, “Beyond the Threshold: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批注：
[1] Esping-Andersen, Social Foundation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0
[2] Esping-Andersen, Social Foundation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4
[3] 请参阅Huber , Evelyne and John D Stephens ,Combatting Old and New Social Risk ,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ists Palmer House Hilton March 11-13, 2004;
Scott, 2000 ; Taylor-Gooby et al., “Risk of the Welfare State”Britist Journal of Sociology, 50（2）, 1999,177-194. Beck, Ulrich, 汪浩译，《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台北：巨流，2003
[4] Bullock, Alan，《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2000），董乐山（译）。台北：究竟出版社。Pp. 260-263
[5]金惠敏，（2002）〈孔子思想与主体性问题〉，《孔孟学报》，80: 77-97。
[6] Beck, Ulrich, 孙治本译，《全球化危机》，台北：台湾商务，1990。
[7] Beck, Ulrich, 汪浩译，《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台北：巨流，2003。
[8] 周桂田，〈现代性与风险社会〉，《台湾社会学刊》，21：89-129，1998
[9] Beck, Ulrich, 孙治本译，《全球化危机》，台北：台湾商务，1990，P.14
[10] 姚蕴慧，〈「第二现代」社会观点下的亲密关系〉《通识研究集刊》第8期（2005），,pp.149-170
[11] Beck, Ulrich.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9）pp.109-124
[12] Giddens ,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1990）.
[13] 黄世鑫、林志鸿、林昭吟，〈新贫问题与社会福利政策─科学VS.价值&菁英VS.普罗〉，《国家政策季刊》，第二卷四期（2003）pp.83-124。
[14] Room, G., “Beyond the Threshold: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1995）
[15]王永慈，〈社会排除：贫穷概念的再诠释〉，《小区发展季刊》，第95期，（2001）pp.72-83。
[16]陈振昆（2002），〈当代人文主义思想的融会－以唐君毅与马里旦为例〉，《哲学与文化》，29 卷4 期，pp.310-312。
[17]洪镰德（2000），《人的解放：世纪马克思学说新探》，台北：扬智文化，pp.44-45。
图片出处：http://goo.gl/DS5Sh
|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