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全时间服事主的同工。由于工作上的调度，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每当父亲从台北同工聚会回来后，我们就要准备搬家。家里有几个堆在一起的大皮箱就是为了方便搬家。因此我读过四个小学，二个初中和一个高中。到了高中之后，父母大概觉得我可以独立，才同意不需要跟着他们到处游走，结束了我的搬家生涯。

可能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因此我对搬家或换新工作都没有适应问题。除了住台湾时常搬家之外，我在美国30多年也搬过九次家，住过德州，伊利诺州和南加州，现在甚至住到了耶路撒冷。但无论在哪里，我都没有适应的问题。

小学时家在高雄冈山，冈山是空军训练基地，因此常有从军的弟兄请求接待或帮助。当需求一多，母亲就会觉得跟不上，因此父亲常在「安抚母亲」和「顾到客旅需要」中左右为难。但是他还是乐此不疲，总是尽力帮助。记得一个晚上，有一位军人要求接待，虽然家里没有什么钱，母亲也一直对父亲摇手，但是父亲还是拿出几十元给那位弟兄，让他可以住在旅馆。

到了初中之后，每天通车从彰化到台中读书，母亲也每天给我一些钱作为晚餐的费用。当时家里经济拮据，因此我的零用钱多半是从餐费挤出来的。父亲大概也注意到这种情形，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你今天在哪里吃晚饭？花了多少钱？」后来才知道，那一天他从我下车后就一直跟着我，看我做了哪些事。这件事情相当提醒我，也看出父亲处理这事相当有智能，选了一天我有吃晚饭的日子来问我，让我得到警惕，但又没有让我觉得难堪。

高中联考只剩下半年的时候，父母对我的升学非常担心，因此提出一个升学激励方案。他们对我说，如果我考到第一志愿，我就可以要求一个礼物。我提出的要求是一台相机。虽然买相机的钱对我们家是个天文数字，但是母亲想到我垫底的成绩，也觉得不妨一试。半年之后我居然考到第一志愿，父母也实现了他们的诺言。直到现在我仍非常感激他们，用激将法将我的潜能激发出来。

到了大学，在台北三会所学生中心住了半个学期就想搬出去，因此就向父母亲表达这个想法并征求同意。父亲那时已经中风，但还是提笔写信给我，大意是如果我坚持要搬出去，他们在财务上也愿支持，但是他们觉得继续住在学生中心是最好的选择。当读到父亲颤抖的笔迹，我的心也软化下来，从此再也不提搬出去了。受惠与我，就是后来在三会所学生中心认识的。

在台湾读研究所期间，我对父亲提到将来全时间服事的心愿，父亲竟然哭起来，让我非常讶异。他对我说，全时间服事是一种很辛苦的生活，一定要想清楚。我想，还好有父亲这样的提醒，所以后来在服事中虽然遇到一些为难的情形，都没有打退堂鼓的念头。

1981年底，我与受惠在台北十四会所结婚，那一天父亲非常高兴，也在聚会中说了许多勉励的话。1982年夏天，我到美国参加训练，这也是与父亲最后一次的见面。1983年我在Dallas的一家中餐馆打工，工作辛苦且内心郁闷，但父亲借着大女儿的出生，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说，他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家走「新路」，因此他给我的大女儿取名「刘新路」。在以后的年日中，神的确借着父亲的预言祝福了我们一家，因此我们给二女儿取名「新恩」，这是我们对神祝福的回应。

父亲1985年过世时，我正在德州读研究所，因着完全没有回去的条件，也就没有回去奔丧。一直到2013年，父亲迁葬到南加州的恩典陵园，心中的遗憾才稍微平息。

回顾父亲一生：一，不只他自己爱主服事主，也鼓励他的子女爱主事奉主。直到今天，我们全家都以事奉主为最荣耀的一件事。约书亚24章15节的宣告，是父亲的一生的见证：「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二，在开展上，他愿意打破玉瓶为主倾倒一切，到最艰苦地区去开展。父母第一次去花莲开展的时候生出了我，之后母亲得了偏头痛。第二次去花莲服事时父亲中风了，从此行动不便，但他完全没有埋怨主。三，在工作上，他把自己完全交给带领的弟兄们，不会因着家庭、孩子的牵挂而有自己的选择。搬家的大箱子永远准备好，随时预备往下一站移动。四，在成全牧养圣徒上，父亲不辞辛劳，一家一家去照顾。我小时候对父亲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几乎天天晚上骑脚踏车出去，不是去聚会就是去看望圣徒。中风之后，他就用祷告来服事圣徒。

父亲的生活榜样、为人细节深深的影响到我，也非常有助于我的服事。我很荣幸我有这样一位父亲。

老三 敬上
耶路撒冷

（Benjamin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