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自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国民党撤退过来的老兵，母亲则在传统的台湾家庭中长大，贫困也没受过教育。正因为女方家境清寒，才会把母亲嫁给身为外省人的父亲。

在那时候的观念里，外省人至少有微薄而固定的薪俸，比起许多三餐不继的人，已是聊胜于无。然而，父亲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常常入不敷出。后来，当我们家从彰化田中搬到台北永和之后，就开始在菜市场摆摊子做生意。

在我的回忆里，我们家尝试卖过许多东西，从一开始卖豆花到卖汤圆、肉羹面，也卖过冰、卖过花，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改卖水果。为什么会卖这么多东西呢？原因就在于我那身为军人的父亲，脾气并不随和，做生意时常常得罪客户，导致生意一直不怎么样。每当一个生意慢慢走下坡时，就需要马上换本行。小时候的印象就是，我们家在菜市场常常卖过一个又一个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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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市场帮忙做生意

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对几件事印象特别深刻。父亲白天在国防医学院当教官，每次他一从学校回来，就马上把军服换下，帮我母亲推着摊车，在摊前洗洗弄弄。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一个军人若是推着摊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到了夜深时，他们就带着一桶钱回到家里，用一般的塑料垃圾桶装着，里头的钱就是当天的盈余。

父母总以为我们已经睡着了，便开始数钱，殊不知我每天都偷偷留意他们的反应。若是那天生意不错，他们就很高兴，我也为此感到开心；若他们唉声叹气，抱怨钱变少了，身为孩子的我就为父母忧心，却又无能为力。就这样，每一天他们都以为儿女们睡着了，但双亲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逃不过我的视线。

后来很长一阵子，我到父母亲的摊位上帮忙做生意。那时，我小小的双手总带着大人的大手套。如今我母亲回想起来，常跟我说，当时这一幕令她非常感动。因为看着这么小的孩子，才只有四、五年级的年纪，洗碗、擦桌子却十分勤快。有一次，同学看到我在菜市场的摊子旁忙碌，就跑去告诉老师。当时，我在学校算是比较用功读书的学生，成绩也在中等以上。老师非常赞赏我回家帮忙做家事，就颁奖以资鼓励。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品学兼优奖，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从小就立志读电机博士

 到了国中，父母亲还是十分忙碌。由于我家的摊子很接近马路，许多东西都只能用水沟边的水来清洗。记得一次放学回家，我看见父亲那卑微的身影在路边洗东西，这对一个象征国家荣誉与骄傲的军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父亲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孩子。看到这一幕时，我心中感到非常伤痛，想到平时父亲也是这样，在菜市场上常被人以言辞羞辱，每天都必须看人的脸色过生活。这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念书。当时我心想，唯一能够帮忙父母亲，而改变家里经济状况的路，就是努力读书。

农历年通常是中国人最快乐的时候，但若你是卖水果的，那段时间我们的摊子就通宵营业。因为清早大家都要来买水果好送礼，晚上如果收摊了，隔天还要重新摆上。每逢过年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需要调整生理时钟，好在夜深人静时留市场顾摊，身旁只有一盏灯陪伴。我目赌了菜市场从傍晚到清晨、直到清道夫开始工作中，晨晚景色的变换。当然我也把握时间，整夜在昏暗的灯光下背英文单字。那时觉得蛮苦的，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只抱着一个希望，就是努力读书，才可以出人头地。

其实我的经历很像当时大部分的台湾人，盼望努力奋斗，得到好的结果，才能光宗耀祖。小学时，我立定目标要出国读书，和多数优秀学生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要去美国留学，读个电机博士回来。同学们都很惊讶，问我：「哇！你小学就想读电机！」在那时，社会普遍认为读台大电机系是最好的志愿。因此，我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全部以这个目标为导向。

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

但当完兵准备要出国念书时，家里的经济状况遇到前所未有的低潮。当时台湾到处都有所谓的「投资公司」，就是你把钱放在它那里，该公司就把钱作各式各样的投资，并且给你很高的回报。由于家里一时急需用钱，我父亲甘愿冒着风险，把房屋抵押，把钱存在投资公司里。后来才发现，我们是这种「老鼠会」中最后几只「老鼠」，钱存进去没多久，会就倒了，家里的血汗钱瞬间就消失了。

我出国前的最后两年，父亲把自己的退休俸和做生意赚来的钱，勉勉强强存了一些，再向人借钱，才能供给我出国花用。由于出国要提财力证明，我也没有申请到奖学金。那时，台湾出国奖学金非常不容易申请，社会观念认为能出国的学生，家里基本上都有一定财力，因此将大部分名额都给大陆学生。我却是少数几个家里真的很穷的留学生。终于在东拼西凑之下，我父亲凑足了三万美金，这三万美金能够应付我一年之用。父亲也明白告诉我，他一生能为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只能推我这一把，以后必须全部靠我自己。

当时我真的非常感激他们为我作的这一切，我的留学等于肩负着家庭日后生计的重责大任。于是我带着只彀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来到美国。那是我这辈子最认真读书的一次，因为我心想，一年之后我一定要考过博士资格考(Qualifying Exams )。第一年读的是硕士，一年后考博士资格，通过就可以进入博士课程(PHD Program)，教授就会雇你作研究助理，提供你全额学费和生活费。这使我下决心，一定要考过博士资格考，找到一个教授资助我所有的生活开销。

报告父亲，我考上美国博士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破釜沉舟」的心态，当年我有许多同学是家里准备好五年的学费去美国，但博士都没读成。反而是我只准备一年的学费，却考过博士资格了。在过程中，我比其他人更努力。一周当中，我只有礼拜五休息两个小时，其他时间全部都在图书馆度过。还记得发榜那天，我到学校的公布栏前面看，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时，立即打了电话给父亲，跟他报告这个好消息。

考过没多久，有一个老师愿意找我作研究。奇妙的是，不是我找他，而是他来找我，并且愿意给我钱帮助我作研究。我一听到有人愿意给我钱，很高兴地当场就答应了，那一刻是我人生中经历到的一种快乐。因为同学常说，当你考过博士资格考试，博士帽几乎等于戴了一半，另外一半只要靠时间，我的人生突然间十分接近当初所设定的目标。当我在电话的另一头把消息告诉父亲时，那一刻我们父子二人都快掉下眼泪。父亲没多说什么，我却感受得到他好快乐。

然而，快乐没过多久，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了。我这个目标努力这么久，给我的快乐竟是这么地短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快乐是短暂的。

跟着印度老师做研究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待在学校做研究。我的老师是个印度人，仅仅在博士班教书一年。一般来说，学生会觉得找这样的老师有风险，别人通常都是找那种有名的大师。我跟了他之后，几乎成了他第一个学生，他也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最近几年，我再回去学校看他，他已有自己独立的实验室以及二、三十个学生。

他之前指导我的时候，常拿着一个咖啡杯转到我身边，问说：「What’s new？」我就必须天天提供一些新的东西给他。我英文也没有那么好，他却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我的每一篇文章他都很仔细帮我看过并修过。那时，研究室只有一台计算机，师徒二人便坐在计算机前，多少个晨昏就是这样度过。

后来我毕业没多久，他拿到终身教师认证 (tenure system)，成为正式教授。他所有的研究都是跟我一同完成的，现在他检索度最高的文章，也都是当年我们师徒俩一同完成的。他非常以我为荣，称我是他最得意的门生，我也认为自己是他的看门弟子。他现在研究经费也多的不得了，跟当初只能供一个学生相差甚远。

我毕业后，在美国是第一批的数字图书馆博士生，开始处理和管理大规模的信息（后来Yahoo、Google这些搜索引擎也都是从数字图书馆这样的制度下产生），这也和我接下来的工作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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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硅谷，What’s next？

 毕业后，我去了硅谷惠普(HP)实验室。幸运的是，我的经理刚好是位中国人，非常赏识我。两年之后他看见中国大陆有大好发展的机会，从一九九九年就回到大陆去。那时微软在中国成立了第一所研究院，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身。李开复博士是第一任院长，他把我之前在惠普实验室的经理雇去后，也把我一同雇去，那时候我才加入惠普两年，还留在美国等待绿卡，不方便移动；等我一拿到绿卡后，我就在二○○一年加入了他们，我也是在这段时间得救的。

 我是在二○○○年得救的。一九九七年我去了硅谷，在硅谷工作了三年，正处于一种人生的黄金期，博士拿到了，也进了一家高科技的公司工作，作梦想的研究。当然，下一步我就会想该如何创业、开公司，把公司再上市。总之，硅谷人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那时我就隐约觉得，我的一生一直在追求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主也很祝福，最终都达到了。然而达到后的快乐却始终无法满足我，快乐之后紧接着就是空虚，我一直不断在问自己：

「What’s next？」

每次都订下一个五年计划，就算我达到了，空虚的感觉也是一样。短暂的快乐后，又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也是在那个时候，机场里我遇到了张浩正弟兄，他便向我传福音。我得救后开始读很多的信息，也读过王嘉陵姊妹（注：曾为IBM副总裁）的访问见证《永远的目标，最佳的战略》。一读之下，就发现我找到知音人了。

我过往的人生都只是在追寻一个短期目标。那篇见证却告诉我，人生有一个永远的目标，神才是我人生永远的目标。当我们得着神自己，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并且，我发现她对现今大陆年轻人的观察和我一样：「渴望成功，害怕失败」。我的过去的确如此，把成功当作偶像，在耶和华之外别有所爱。本来我该爱神，却爱上了学位、财富、名誉，所带来的不过就是愁苦、烦恼。我也曾害怕失败，特别在所处的工作上更是如此。然而，圣经却教导我如何克服恐惧，而神就是我的最佳战略。她的信息翻转了我的观念，对当时的我帮助重大。直到现在，我跟学生们分享见证时，也会不时引用她的经历。

一个奇迹：主带领我来到北京

我得救之后，主开始一步步带领我。不是我得救之后，就马上变了一个人似的。二○○○年当我得救时，并没有正常过召会生活，常常到了主日聚会时，还是很多难处，觉得很累，应该把握时间好好休息，或出去旅游。聚会并没有那么固定参加，每次都躲在后面。因为太多人了，反正都有人在尽功用，轮不到我们。很多人刚开始都会有这种想法。主看见了这个光景，就给我机会到北京工作，当时候我觉得是发展的机会，便去了。

那一去，我感觉到自己的需要，正常的召会生活就在北京开始了。我把家打开让人到家里聚会。开家了，主人就必须要服事，晨兴圣言要好好读，周一到周末要读话语供应，在过程中也要学习。过程中，许多弟兄姊妹常来我们家，便带着他们的丰富，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所以，其实是神保守了我们。外面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家打开要来服事神，但神却利用了这机会，把祂的恩典，以及更多的祝福给了这个家。

刚好那阵子是我工作强度开始增大的时候，我当了经理，带领许多团队，属于自己的研究生涯也在那时开始。在北京十三年，我所带领的团队，原来的讯息检索可能只有一篇论文。后来我另立目标，从一篇论文做到三篇、六篇、九篇、十五篇。到后来，一个最高学术会议的百分之十五的文章从我这个团队出来。大家都会说，你们在北京的研究院好像创造了一个奇迹。有一年在会中，欧洲的教授来到我面前跟我恭喜，说：「恭喜你！这是何等大的成功！」我说：「有什么好恭喜的？」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们那栋楼的总产量，等于是一个欧盟的产出？」

我一听，想说：「天啊！」我都没有想到，我们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

但我必须说，这真是主做的。我不觉得我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带领这些聪明优秀的研究人员，创造出科研上这么重要的成果。后来，全世界开始看到学术版图里，中国有一个「微软亚洲研究院」，在计算器领域是一个最好的研究单位，那里有一帮极其优秀的研究人员。这结果也是当初我没有料想到的。

是的，我们都不是天才

感谢主，我在二○○○年得救的，自二○○一年去了大陆后，召会生活就固定了下来。主的话语不断供应我，中间也有各式各样的挑战、各式各样的难处，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总有主的带领。最终的结果竟然超乎我所求所想。当初我也没想到，去的时候只是一个加入的成员，到最后竟成为一个常务副院长，带领了五、六个研究团队，从自然语言处理、搜索引擎、机器学习、多媒体搜索到互连网经济、大机器、基础设施，等于是今天整个IT业界最重要的领域。今天我在这领域，看到了整个发展的轨迹和趋势。接下来我就有机会在全世界演讲，在学术会议有些主旨演说。

前两、三个月我回到美国，曾到卡内基大学演讲，是计算器领域最好的，他们请我去上杰出讲座那堂课。我开玩笑说，「当初我来美国读书还申请不上你们学校。我觉得你们学校都是一堆天才，老师也都是大师，但我还不够优秀。」学生就哄堂大笑，老师也说：「不不不，你不知道我们其实不是天才。」我那时候真的好荣幸，当初我是多么景仰这间学校，而今天居然能够来这里演讲。我内心里面知道，是主的恩典，是主的带领。

祷告是我真正的秘诀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主怎么带领我。其实，我常常经历各种环境的压迫，演讲也包括在内。上次我去加州圣巴巴拉县演讲，身体刚好非常软弱。但是主的恩典彀我用，站在台上时，我立即经历主的加力。

其实不瞒你们说，我每次上台前一定祷告。上台前几天就为演讲祷告，最后上台前一定祷告。我听过一个玩笑，以前李开复做我们院长的时候，他很会演讲，曾告诉我们他上台前一个小时会喝第一杯咖啡，半小时喝第二杯咖啡，上台前五分钟喝第三杯咖啡，上去就开火！我曾经试过却不管用，因为太多咖啡了。后来我发现对我有效的是，上台前一个小时祷告，上台前半小时也祷告，上台前五分钟再祷告。

通常我会先在厕所里自己祷告，找到一个能安静的地点，这是我的秘诀。如果没有祷告到里面有平安、喜乐，甚至灵里有点温暖，人可能觉得我里面没有热情。我之所以演讲会有热情，是因为主住在我里面，里面有火热的感觉，才能够讲的好。有时候里面没有那种感觉，那次演讲就不行，我也假不出来了。

所以，我就是在工作每一件事上都倚靠主，外人无法完全看到，但我们深知是里面的主加力量给我们。我每次都说：「主阿！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我的确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是个软弱的人，却是一个器皿里有宝贝。原是软弱，却能成为贵重的器皿，为主所用。祷告中我也跟主说：「我这次演讲，最终不是荣耀我，是荣耀你。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每次祷告后，主都祝福，这就成为我的秘诀。要到世界各地演讲，我也觉得自己英文不好，但每次上台都还可以，其实都是主的恩典。

 （采访：叶德恩、朱敏华）